意识的竞赛

 

　　然而多数生物都是行为主义者，它们不需要某种类似于人类意识的心灵也能活得很好。实际上，在人类看来，它们的世界太单纯了，因而没有必要，也永远不会形成关于自我及他者的真正意见。

 

　　但是我们的世界有些不同。海明威曾用“流动的盛宴”形容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这个比喻也适用于目前的人类生活。心理学家彻里（E.C.Cherry）注意到了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盛宴上，人类意向系统的运转特点。他称之为“鸡尾酒会效应”（cocktail party effect）。

 

　　想一想，在人声鼎沸的宴会上，人们是如何交谈的？毫无疑问，彼此靠得更近是方法之一，那样交谈的话题就更醒目了。嗓门大也是一个办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的目光。不过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倾听者的注意力才是关键。只要愿意，不需要竖起耳朵，也不需要关掉音乐，更不需要其他交谈者闭嘴，倾听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向系统，屏蔽掉各种噪音，去关注自己想倾听的话题。甚至还可以做到一边与无聊的对象搭腔，一边偷听身边另一些人的谈话，只要倾听者感兴趣。

 

所以我们需要回顾，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的演化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

 

　　事实上，人类演化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就非常特别。因为在演化树上，早在600万年以前，人类的先祖就与最具亲缘关系的黑猩猩的先祖分道扬镳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演化至少走过了600万年的独特历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足以让人类发展出很多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点。人类的意识就是其中的一个。

 

　　很多学者认为，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某种类似于军备竞赛的意向活动促进了意识的产生。乔治·米勒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米勒法则：“为了理解别人所说的，你必须假定这是真的，并设法想象它何以为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做出的跨越的确惊人。

 

　　假如我们祖先中的某一个忽然觉得有必要了解别人想干什么，他该怎么做呢？心理学家尼古拉·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说，他得提出一套能够检验对方内心活动的假说。而要建立这套假说，他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合适的参照系，然后用这个参照系去比照或揣度对方的想法—这个合适的参照系就叫做“自我意识”，而这种“将心比心”的能力就是 “移情”（empathy），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换位思考，或者同理心。

 

　　汉弗莱认为，以自我作为想象对象的源泉，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演化策略：“如果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得假设你的想法能够在我的意识理解的范围之内。而一旦你想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必须开始想你在想些什么。”（ 《心灵种种》 ）这不是绕口令，而是移情能力的竞赛，它直接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大多数动物不具有人类这样的意识，首先是因为探究对方的想法没那么重要。豺狼无须知晓兔子的念头，兔子也没有了解豺狼内心活动的兴趣。对于它们来说，隐藏行踪或者保守有利信息才是更重要的事情。狐狸从逆风的方向逼近大雁，老虎把捕获的麋鹿藏到高高的树枝上，这些卓有成效的行为没有提升的必要。可是，像人类这类社会动物，或许还有其他猿类，以及少数别的动物，当探知对方想法的需要逐渐变得重要，意识也就随之萌芽了。

 

到了80年代中期，神经科学的进展为大脑的可塑性提供了可靠证据。神经科学家莫山尼奇（Michael Merzenich）等人揭示了大脑主动重塑自身的能力。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在大脑皮质对身体的表征与身体的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成年猴子手上的五根手指在它的大脑皮质上都存在一一对应的映射区域。如果将它的中指和无名指缝在一起，几个月后，两根指头相应的映射区域就会发生改变，原来明显的分界变得模糊不清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于大脑的固有看法。因为直到最近很多人，包括多数神经科学家还普遍认为，大脑在成年之后不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很快，其他神经科学家发现，可塑性不是猴脑的专利。实验证明，人类大脑不仅具有可塑性，终其一生，人脑都在产生新的能发挥作用的神经元。实验还证明，受损的大脑会发生戏剧性的结构改变，而相当强度的外部刺激，比如学习、训练，很可能导致大脑发生改变。

 

　　当然，功能取决于结构，也就意味着结构是对功能的限制。科普作家阿尔茨特（Volker Arzt）等人对很多动物的意识有正面的评价，但是他们也承认，它们尚未达到人类意识的层次。譬如，猴子“在了解对方的动机、思考和感受时都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们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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