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投融资班解析中国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改革开发4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经济政治社会等深层次问题深层次矛盾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变得越发突出，比如金融安全稳定问题、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社会矛盾协调问题、生态生存环境可持续问题，等等，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甚至会给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带来沉重打击。因此，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其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府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加强金融监管、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快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调整、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大规模实施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项政策措施，同时坚持中央政府不救助原则，强调“谁的孩子谁抱”，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金融风险的主体责任。

　　在此大背景下，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成为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关键之一。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金融机构、各种类型企业都十分关注政府投融资政策的走向变化。

　　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投资政策，作为政府投融资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快速发展。据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末融资平台超过1万家，平台贷超过14万亿元，在同期人民币贷款中占比近30%，资金投向多为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款方式多为政府承诺担保和国有土地等资产抵押，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将中小学校、医院、政府办公大楼等法律明确不能抵押的公益性资产也作为贷款抵押物，由此带来政府性债务急剧膨胀，对金融信用、企业信用、政府信誉等都带来巨大考验。

　　2009年我国首次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到2017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1.6万亿，是2009年的8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纳入预算、总额控制、期限分类等卓有成效的管控方式，这部分显性债务的风险得到有效防控，但隐性债务风险却有逐年扩大之势。隐性债务情况复杂，目前在统计上存在很大分歧，普遍预计规模可能超过显性债务，也是当前地方债风险防控的重点。但从实际看，这部分债务也主要用于地方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这部分债务的规模和运营风险，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也将处于资金链非常脆弱的危险境地。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也存在类似问题。本轮PPP改革启动以来，地方政府将其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方式，可以利用政府有限资金资源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形成超过政府资金几倍的杠杆效应，快速拉动投资和实现经济增长，提高项目运营效率。但政府承诺回报、保底收益、超过财政承受能力建设、明股实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极有可能增加未来的政府的支出责任和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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