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E教授专访贾康：中美关系要避免滑向“类冷战”，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

　　“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体现的是要打压老二，使他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注意不要滑向类冷战，这需要我们做多边博弈和更有耐心地去应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贸易战，争取形成一种新的相对平衡的局面。贸易摩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倒逼我们动真格地进行深化改革，做好自己的事情，倒逼我们更实质性推进全面开放，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近日，后EMBA商业领袖教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贾康就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接受《后E视野》专访。

　　2017年10月，马云在预测2018年时说，我们将迎来30年来最恐怖的失业潮和倒闭潮。

　　2018年1月25日，35岁的明星创业者茅侃侃因拿不到融资，企业经营困难，在北京的家里自杀;5天后，55岁的上虞人周建灿爬上当地一家五星级大酒店，纵身一跃，留下了一间濒临破产的上市公司，以及98.99亿元的债务;3个月后，同为浙江系上市公司的盾安集团被爆出450亿元的债务危机……

　　企业融资渠道极度困难、疯狂上涨的成本(包括房租成本、人工成本和社保、税费负担过重)、中美贸易战的影响……系列内外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

　　近日，后EMBA商业领袖教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贾康就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接受《后E视野》专访。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整理：

　　贾康教授采访视频▲

　　宏观经济预测

　　宏观经济增速现在还不太好预测，从一些有限的信息来看，三季度似乎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糟糕。中美贸易战的压力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压力不是一下子全面施加上来的，可能开始影响了一些局部，在表面上看，不会有特别大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一些局部感受到的压力可能带有核心因素叠加以后夸张的色彩。

　　有的说法是，在美国抬高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方案基础上，对中国GDP的影响不会超过0.5%，包括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国外的发言，跟这个认知大概是吻合的，我估计三季度经济特征不排除向下的调整，但不会太大。可能会有一个贸易战效应逐渐显现的特点，下半年合在一起对GDP的影响充其量也就是0.3%。由上半年6.8%的GDP增速落到6.5%，仍然符合两会上所说的2018年GDP增速6.5%左右的预期。一个预测，明年、后年即使经济增长速度落到6%左右，对中国来说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威胁，依然可以完成我们现在对接2020全面小康的既定要求。

　　因为前些年我们已经完成的增长，再加上剩下的时间段里6%左右的继续增长，就可以使2010-2020中国人均GDP再翻一番。全面小康更重要的是靠另外一些社会政策，结构性对策，比如精准扶贫这样的政策来全面实现。

　　我们要更多地注意，更中长期的一些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体现的是要打压老二，使他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要注意不要滑向类冷战，这需要我们做多边博弈和更有耐心地去应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贸易战，争取形成一种新的相对平衡的局面。

　　相对平衡肯定要用一定的妥协来换得，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掌握好?我们很多东西是被动的，是人家出招我们接招。这里也会有所谓的比较优势，美国的筹码比我们多，它是世界头号强国，它在贸易里可出的牌比我们多。但是，在具体的一个事情形成压力和耐受力方面，中国可能比美国要明显更强一些，关键是在博弈的过程中，中国怎么变被动为主动，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坚定不移地做好我们改革的攻坚克难。

　　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倒逼我们动真格地进行深化改革，做好自己的事情，倒逼我们更实质性推进全面开放，这就是坏事变好事。如果有这样的坏事变好事，压力变动力，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在消化了贸易战的影响之后，可能又走出一条由新到常的比较好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非常值得争取和期待。

　　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

　　现在民营企业家的心态肯定是悲观的基调，因为民企现在有很多困惑，并没有得到有效解除，比如融资，民企实际上受到了歧视，银行、金融机构就是首选国企，这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反复发生的情况。怎样消除这些不利?这需要在中央配套改革的指导精神之下，在问题导向之下，实行高水平的供给侧改革解决方案，才能够达到。

　　现在实体经济里最重要的部分，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所谓约束条件，这样一个不利局面，是从上游来的。总体来说，现在的原材料、能源价位上升，到了下游还要在市场上要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放开的是市场调节，很多情况下，大家在竞争中还得促销，还得进一步让利。合在一起，很多制造业的感受就是利润已经非常薄，经不起新的一些变化。贸易战是不是最后施加了这样一个影响，一些制造业企业就面临着可能过不去的一个坎，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减税却带来税收大幅增长

　　有些评论说，政府一边说减税，另一边政府的税收、财政收入上升的幅度如此可观，这说明政府没有真的减税。但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两边对比，要把税制里边不同的税种拆开说。

　　在一个个税种上面，减税的具体安排都是有非常清晰的信息，有的税种它没有涉及到减税的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它既无增税，也无减税;像增值税，它非常明确有减税，在今年标准税率和中间税各降一个点;企业所得税也没有什么特定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新进的减税安排;那这几个税实际收的结果就得分开说。

　　个人所得税1-7月份上升了20%出头，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没有别的解释，一定是前面由于很多的企业，也包括银行金融单位，它的盈利状况好，它给它的职工员工发的个人收入高，带来个人所得税迅猛上升。个人所得税多交的这一部分，一定伴随着个人净收入比它还要多的一个具体的获得。因为最高边际税率是45%，绝大多数纳税人不到最高边际税率。个人所得税税收上升，前面一定有比它大得多的个人净收入，否则无法带来后面的结果来。

　　不能只看GDP增长多少，不能只说政府减税没减税，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常识就能够得到的判断。增值税降低一个点以后，它的收入可能上升12~13%。这里把物价因素扣掉以后，和GDP之间的对比就缩小了，上半年GDP增长6.8%，如果说13%扣掉四个点，这主要是PPI代表的现价里的物价部分，做可比口径对比的话，应该扣掉。也比GDP可比口径高了两个点左右，高两点或两个点多一点，这个可能就更多的要归于加强征管。确实也有加强征管的因素，使原来的一些收税里边的流失不再流失，来支持增值税，在现在看到减税措施实实在在安排出去了，也不能说没有执行，但是最后的综合收入还是相当可观。

　　价格的因素和加强征管的因素可以主要来解释增值税是什么情况。企业所得税如果说完成的比较好，也没有别的解释。就是企业里边相当一部分它的盈利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所以在经济增长速度不到7%的情况之下，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却超过10%，扣掉物价以后，还要多出来的是效益的表现。

　　企业感受各种成本在提升

　　成本上升要具体分析，比如说，制度成本里边，税还是制度成本，税外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都是制度成本。其实还有企业隐性的一些成本，就是他要跟各个局委办打交道，实际上要付出的打点。这里边有实际的、可以直接衡量的价值形态，还有很多是时间的形态，这都是他实际的成本。企业感受到的不愉快或者压力，是各种成本综合而成。

　　这也需要具体分析，不同的行业、不同企业，他们所感受的负担沉重，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降低的，哪些是企业要靠加强自身管理来降低的，但是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是客观因素造成的。

　　国家统计指数稳定，为什么民众感受却不同

　　这是多年的问题，过去也有些分析认识，老百姓对物价最敏感的什么?就是吃——食品价格，这些年总体来说还是积极上升的。所以老百姓一般感觉物价总是越走越高。但他不考虑，可能几年才买一件的家用电器、耐用品的价格明显降低了。现在一个好几十寸的电视，薄板的液晶显示器，或者其他新的显示器也就几千块钱，若干年前要几万才能买得到，降低了很多，它都计入了CPI，但老百姓一般不会想到它。在实际生活中间，它发生的频次也很低，有的家庭，买了一次以后，十年不再买新的，他感受不到那个好处，但是整个物价统计，又不能把这一部分扔出去。

　　消费升级与降级的争论

　　其实咱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消费结构的调整。具体到面上来说，不能说总体都是消费降级，因为总体来说，数据还是有信服力的证明，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在上升，虽然有结构上的差异，有的人升的多，有人升的少，个别的甚至没有升，这都有，但是整体来看老百姓的收入在上升。

　　老百姓收入上升没有消费降级的道理，但是不排除某些阶层比较一致的消费习惯的调整发生了，比如在某些领域里边，在羊群效应的影响下，前面一段时间大家都追时髦，时髦追了一阵以后，就消失了，这时候调整就发生了，大家有了更务实的考虑。

　　旅游是最典型的了，原来在大城市风行的排浪式的国内旅游消费，现在是转移到了中小城市，甚至基层。在边远的贵州，我都亲眼目睹国那种重现的排浪式的团队旅游的场景。那么现在没有排浪式旅游消费的这些中心城市的人到哪去旅游了呢?他们选择更加个性化，有更多选择性，而且更多的是面向国际的境外旅游，境外旅游也已经告别了过去，简单地申请个签证，一次游览几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选择的，高加索、中东、非洲草原，还有南极北极等等，这显然是升级，绝对不是降级。

　　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变化

　　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中央给出什么样的顶层指导方针，这对于中国意义是非常突出的。中央要在最全面的了解相关情况之后，在战略高度上，再落到年度具体操作上，给出指导意见。但我自己觉得，虽然现在说中央具体指导的要点，还为时过早，但是中央的取向一定是从“十九大”，以及从更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顶层规划指导意见，带有一定的一脉相承的延续性，来强调推进我们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在贸易战的情况之下，会进一步指导我们怎么样做好全面开放。在企业和社会特别关切的一些重点的事项上，中央会给出比较明确的一些指示和具体工作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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