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开启破冰之路。
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腾飞、城市化大迈步,相应带来的投资热度与市场需求上升,再加央行外汇占款快速增加推动的货币宽松,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壮大,为房地产经济周期奠定了基础。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标志着中国房地产正式启动野马脱缰模式。
从1998年到2008年,属于房地产市场化的十年。
从2008年到2018年,则是房地产货币化的十年。
这十年,在宽货币、宽信贷的支持下,房地产的发展轨迹也从市场化之路,演变为金融化之路。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融资,商业银行依赖于地产信贷,城投公司及国有房企依赖于土地及信贷资本,资管公司依赖于地产抵押之上的批发性资本,私人资本依赖于直接的楼市套利。
不过,这十年的房地产伴随着明显的调控周期——
2009年,房地产受宽货币的刺激触底反弹;
2010年4月,推出“国十条”,同年9月又出“国五条”;
2011年1月,推出“新国八条”;
2013年2月,推出“新国五条”;
2015 年,推出“330新政”“930 新政”;
2017 年,推出“317 新政”。
房地产市场在2010年、2013年、2017年呈现小周期性波动。但是,每一次调控之后,房地产又快速上涨,于是,坊间流行房地产“夜壶论”。
尤其是在2016年,一线城市房价翻倍,三四线城市紧随其后。在棚改货币化的驱动下,拉动经济增长、土地融资的历史使命进入巅峰执行状态。
但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跳出了“越调越涨”的逻辑,其增长逻辑也正在根本性转变——经济去房地产化,房地产去泡沫化。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周期时代结束,房价快速增长的时代终结。
但是,房地产时代谢幕,并不是意味着房价下跌、投资下降,也不意味着房地产不作为经济支柱产业。
房地产在土地财政之上的惯性尤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庞大的体量。更重要的是,在本土经济体中,土地及房地产支撑着整个货币、国债、国家信用及国民财富。
中国从本土经济体走向开放经济体,需要国民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变。“经济去房地产化”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这一转型的步伐与决心,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及竞争力相关,与金融开放的步伐与压力匹配。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第三季度GDP按年增长6%,逊于市场预期的6.1%,是继今年第二季度6.2%后,再创自1992年有记录以来的季度最低增长速度[3]。
市场预计,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进入“5”时代。经济学家任泽平曾经说:“新5%比旧8%好。”但问题是,若5%不是“新的”而是“旧的”呢?
比如,当经济增速下行,但是经济结构尚未实现转型,技术升级不足,GDP依然在旧动能下跌入5%水平,这时该怎么办?
这时,决策层很可能会继续增加旧动能的投入,大力投资房地产,以维持GDP增速。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虽然GDP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有一项数据很抢眼,那就是房地产投资规模及增速。
1-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8008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住宅开发投资72146亿元,增长更是高达14.9%。
房地产投资依然如此大规模及高增长,说明中国房地产依然处于高投资水平。这是中国在当前及过渡期内维持经济增速的一种策略。
所以,在后地产时代,房地产时代谢幕,但是房地产并未消失,房地产投资在短期内或某个阶段依然会维持较大规模。
可以预计的是,在后地产时代——
一、整体上,房价上涨动能受到抑制,上涨和下跌概率都小,以长期横盘、小幅震荡为主;
二、局部上,房价分化比较明显,一线城市及城市核心地段价格比较稳定,但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下降可能性大;
三、短期看,房地产投资规模依然会很大,依然是支撑地方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是房地产的使命从过去拉动增长,变成托举经济不下滑。
若持续大规模投资,房地产产能则会大幅度上升,这样用不了多久,中国又会面临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而价格又被“盖顶”,到时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再来一次货币化出清。
在本土经济体中,土地是国家信用的核心资产。在向开放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国民经济需要培养新的信用资产。
例如,纽约、伦敦、东京、香港、上海、深圳,这几大金融城,都是高房价城市。房产和土地是金融体系的支柱,是融资最重要的抵押物。但是,不同的是,纽约、伦敦金融城使用大量国债以及其它金融衍生品作为抵押物,对房地产的依赖度要小于深圳和上海。
如果深圳和上海的房价大幅度下跌,这两座城市的金融资产将大幅度缩水,甚至引发金融风险。而纽约、伦敦、东京则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为什么它们依然能够维持金融城的地位?
在开放经济体中,货币、国债、保险、股票、证券、衍生品以及土地价值,都体现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如科技、制造、创新、制度等,货币信用本身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不否认美国在某些时期的过度金融化)。
所以,在后地产时代,经济去房地产化去的是旧产能,房地产去泡沫化去的是劣质需求,只有供给新产能、新技术、新制度,才能帮助国民经济在全球经济大潮中投下一个坚实的信用之锚。
联系人:李老师 1391124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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