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城市规划行业研究和探索适应地方特点的建设布局和空间模式。在大庆工矿区建设中,探索出一条“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1962年6月21日周恩来总理首次视察大庆时提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规划建设模式;而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则是新中国早期的山地城市规划实践探索,为国家“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80年代,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规划界投身以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3个经济开放区等为主体的特区、沿海和沿江地区城市及区域规划实践,为改革开放积极探路。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图3)[3]的精心规划、成功实施及显著成效,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正确性;三峡库区移民及城镇迁建规划等的科学研究及规划设计,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表明了城市规划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1990年代和2000年代,面对城镇化迅猛发展的形势,城市规划行业积极研究城镇化发展战略,全力投入跨世纪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提供基本的遵循。同时,以城镇体系规划为抓手,促进城镇建设的区域合理布局;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抓手,强化规划管理,对土地开发热潮实行积极的控制和引导。城市规划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城市建设活动的盲目无序,对国家城镇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提升了城镇化发展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城市规划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积极谋划和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转换,为国家治理能力和城乡治理水平的提升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中国城市在这十数年迸发了强大的竞争性。从城市产业的打造、城市功能的布局,到城市IP的争夺,城市气质的塑造,城市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建设到经营,已走向城市运营。在这其中,城市产业链的打造与产业的催生和人居情怀的融入,似乎已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
十九大后,中国城镇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正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引导要素重构,破题发展不充分和不均。
城镇化的参与者如何把握新机遇、新模式?应对新挑战?政府机构、投资商、开发商、建设商、运营商和服务商,如何顺应新时代?以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在新阶段找到新模式和新的增长点,是一个值得相关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培训课程:北京大学区域开发与城市运营高级研修班【2020官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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