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区域开发培训班谈如何突破单一地点的静态空间治理模式

　　未来对中国城市发展和治理影响最大的两大空间特征，一是“集聚性”，二是“流动性”。辩证地看待“集聚性”和“流动性”，有效处理好两者关系是中国城市发展和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发展已经突破了地点空间(或场所空间)，走向了流动空间;但在城市的治理方面还是基于一个封闭的城市空间。这体现了城市发展和治理之间的矛盾，治理落后于发展，以地理空间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和以人为核心的传播途径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这次疫情的发生与扩散可以看出传统科层治理模式存在的弊端。若层层汇报、层层审批，各级各地之间政策相互“打架”、缺乏统一调度，地区防疫政策朝令夕改，无法应对突发事件，无法实现对信息的快速利用。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科层垂直治理模式是适应于地点空间的，但无法适应于流动空间所形成的网络社会的治理。科层治理结构更多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确定性的目标，其最重要的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线性目标，而基于流动空间的城市治理模式则更多的是考虑信息时代后工业化的治理模式。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资金、技术、金融风险增大，包括一些突发疫情的空间流动性和传播性加快。这种流动性必然对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提出挑战，“流动空间”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如果仍然按照之前的科层治理模式，势必从效率上就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和治理必须要突破地点空间，突破传统的刚性治理模式，充分考虑集聚的两种不同效应，创造适应于流动空间的弹性治理模式，形成基于流动空间的横向治理与合作机制，制定灵活性强的应急管理预案，逐步由刚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走向一种柔性的有机多中心网络化空间形态。

　　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中国城市在这十数年迸发了强大的竞争性。从城市产业的打造、城市功能的布局，到城市IP的争夺，城市气质的塑造，城市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建设到经营，已走向城市运营。在这其中，城市产业链的打造与产业的催生和人居情怀的融入，似乎已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

　　十九大后，中国城镇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正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引导要素重构，破题发展不充分和不均。

　　城镇化的参与者如何把握新机遇、新模式?应对新挑战?政府机构、投资商、开发商、建设商、运营商和服务商，如何顺应新时代?以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在新阶段找到新模式和新的增长点，是一个值得相关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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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课程：北京大学区域开发与城市运营高级研修班【2020官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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