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城市运营总裁班谈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镇化水平不高、质量较差。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但与工业化水平相比则明显滞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距离仍然十分明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镇大量农民工难以落户，使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实际城镇化水平还很低，据统计，2011年我国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1.7%，比公布数低19.6个百分点。另外，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还突出表现在“城中村”、工矿棚户区和小城镇破败等方面。其中，各城市中大量存在的“城中村”现象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贫民窟”，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可持续性差，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城市规划的刚性上、城市规划的执行力度上、以及城市建设管理上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工矿棚户区是计划经济时期“先生产、后生活”的产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区发展晚了一拍半拍，致使问题遗留下来。至于小城镇破败问题，主要与发展阶段有关，城镇化早期一般都注重大中城市的发展，对小城镇发展重视不够，我国虽然很早就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思路，并且也重点突出了小城镇的设置工作，但毕竟经济实力和发展阶段未到，因此许多小城镇基础设施差，城镇功能弱，城镇建设质量不高

　　二是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主要问题是“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缺乏中间环节”，大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弱。中国不乏500万人，乃至上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这些城市都已经面临着严重 “城市病”的困扰;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不具备独立和“棘轮”式发展所需要的所谓“门槛”人口规模，显示出破败的态势;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严重缺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缺乏所需要的选择和过度环节。大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弱是因为大城市人口比重仍然偏低。与国际普遍规律相比，我国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集中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以100万及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来看，2005年中国大城市人口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的水平(不过，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准备调整城镇人口规模标准，这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这个结论)。城镇群发展刚刚起步，城镇之间联系交往程度还不高，城镇聚集程度还较低，人口总规模还比较小，人口吸纳能力还不强。目前，我国城镇一般都还处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阶段，对外辐射能力还比较差，郊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虽然也存在(如产业和人口转移等)，但还不十分明显。

　　三是城镇宏观区域布局和城镇内部空间布局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数目结构不合理、实体城镇空间范围模糊等方面。在城镇的宏观区域布局上表现为城市数目太少、乡村数量太多、建制镇规模太小，难以形成高效的城镇群空间布局。据统计，2010年我国城市数目只有657座，而乡镇数为3.3270万个，行政村达56.35万个，自然村更多达272.98万个，大城市和城镇群还不能覆盖全部国土。在城市范围和功能分区上表现为模糊和混乱，致使城市盲目外扩，摊大饼，成为诸多“城市病”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城乡差距调控不力。城乡差距扩大，关系不顺，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居民点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普遍地、均等地惠及城乡人口，城乡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城镇化推进未能有效地、稳定地减少依赖土地的农业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在征地、拆迁、旧城改造等方面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造成了一些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

　　五是城乡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多。城市向农村转嫁环境污染，农村向城市提供有害食品等问题时有发生。尤其“城中村”往往成为城市环境卫生的死角和隐患，不仅影响市容，而且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对整个城市卫生带来很大的威胁，可能成为城市流行病的发源地。

　　从一线城市到四线城市，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中国城市在这十数年迸发了强大的竞争性。从城市产业的打造、城市功能的布局，到城市IP的争夺，城市气质的塑造，城市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建设到经营，已走向城市运营。在这其中，城市产业链的打造与产业的催生和人居情怀的融入，似乎已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前进方向。

　　十九大后，中国城镇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正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引导要素重构，破题发展不充分和不均。

　　城镇化的参与者如何把握新机遇、新模式?应对新挑战?政府机构、投资商、开发商、建设商、运营商和服务商，如何顺应新时代?以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在新阶段找到新模式和新的增长点，是一个值得相关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深度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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