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各大企业百废待兴,都在忙于复工复产,整个创投圈也逐渐忙碌起来。经此一疫,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很多新的挑战要面对,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当太多的现实问题一股脑袭来,曾经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你,是不是也会感到焦虑和彷徨?其实,危与机是并存的,如果大家能够真正理解危机带来的冲击,勇敢面对危机并做出彻底改变,相信无论对于个人成长还是企业发展,都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企业家和投资人如何才能将危机变成个人提升和企业变革升级的契机?
在这个“唯有惶者才能生存”的时代,永远都不缺少强者和机会。大浪已来,较量开场,如何在新的商业环境下跑赢周期,在回归价值、理性当先的创投市场中大展身手,淘得真金,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考验。我们也坚信,拥有全球视野、长远目光和独到布局的强者一定会脱颖而出!
在沙丘学院投资黄埔班看来。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改革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把握和处理好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世界革命目标远去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掌握政权后的工人阶级通过合作化方式引导农民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要达到合作化的目的,必须以工业化、电气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民教育普及化等作为前提。所以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表现出多重维度。如为世界革命的最终到来而坚守的角度、重塑工农关系的政治维度、开展文化革命的角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维度等。列宁晚年对新经济政策改革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他看到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行政命令与市场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思想开始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改革等方面。在列宁逝世之前的政治遗嘱中,他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以反对个人独断和官僚主义;要求重新认识合作社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然而,列宁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创新的一系列建议,没有得到俄共(布)的重视和响应。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无法得到思想意识形态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协同,改革的航船难以继续前行。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是否继续推行,成为俄共(布)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焦点。于是,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就只能取决于俄共(布)最高领导人对它的态度。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斯大林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缓解工农矛盾、度过危机的临时性措施,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进攻”方面的作用,完全没有在改革的叙事逻辑下谈论新经济政策,更没有认识到改革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长期坚持的战略措施和根本道路。1929年,斯大林干脆明确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让它见鬼去”了。
反观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共产党汲取并借鉴了苏俄新经济政策改革的经验教训,从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入手,将全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统一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段话实际上说明,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同辩证唯物主义一贯强调的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就为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方法论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方法论体系的内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明确认识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改革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也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掌控已经开始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性飞跃。
课程报名:李老师 139-1124-9815(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