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喜欢研究《易经》，在熟读《易经》后，写下了许多解释《易经》的名句，其中有提到如何做人和修身养性的问题。在解释《易经》第六十卦“节”卦时，孔子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孔子在将近五十岁时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将近五十岁学习《易经》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详细的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当时的书，用漆写在竹简上，以皮带串订，称作“韦编”，孔子反复阅读《易经》，串订的皮带断了三次。
孔子在熟读《易经》后，写下了许多解释《易经》的名句，其中有提到如何做人和修身养性的问题。《易经》第六十卦“节”卦“初九”的爻辞是：“不出户庭，无咎”。意思是“不出门庭，不会有过失”。孔子在《易经·系辞上传》引申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祸乱之所以发生，往往是有人出言不慎导致的。君王言语不慎密，就会失去有才能的臣子;臣子出言不慎，就会招来灾祸，甚至有可能丧失生命;机密的大事不慎密，就会造成灾祸，所以君子应言语慎密，不可以随便发言。
孔子所言不虚，在中国历史上，因“君不密”而“失臣”和“臣不密”而“失身”的事情屡有发生。
汉灵帝不慎，议郎蔡邕被奸臣害
东汉末年，外戚当道，宦官专权，灾异频发。汉灵帝刘宏深感忧虑，下诏问君臣有何对策，议郎蔡邕上表直指天下不宁是外戚当道和宦官专权所致。他说皇帝的乳母赵娆和外戚霍玉、程大人等人招权纳贿，提醒汉灵帝应“高为堤防”，又说太尉张颢、光禄勋伟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污受贿，非但不能重用，还应加以贬斥。
蔡邕同时还向汉灵帝推荐可以重用的大臣，他说廷尉郭禧“纯厚老实”，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这些人“宜为谋主”，每逢大事应咨询他们的意见。在这份密奏中，蔡邕不忘提醒汉灵帝：“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
汉灵帝看了这份痛陈时弊的奏章，忍不住连声叹息，因为他觉得像蔡邕这样敢直言的大臣实在太少。看完之后，汉灵帝没有把蔡邕的奏章放在秘密之处就去更衣，结果给宦官曹节偷看了。这样一来可不得了，曹节马上把蔡邕写的情况告诉其他宦官，事情很快就泄露出去，被蔡邕提到过的奸臣一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想尽一切办法陷害蔡邕。
不久，蔡邕便遭飞来横祸，被仇家诬以“议害大臣，大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在得到其他大臣相救后才“减死一等”，被发配“朔方”。在发配“朔方”的路上，仇家仍穷追不舍，派刺客在路上刺杀蔡邕，幸好当时的刺客良智未泯，他们被蔡邕的人格所感动，谁也不肯去刺杀蔡邕，才使蔡邕逃过了这场大难。
以上为“君不密则失臣”的故事，下面讲一个“臣不密则失身”的真实事例。
宋申锡泄密，被贬开州牵连百人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一直是难以解决的两大难题。唐宪宗和唐敬宗甚至被宦官秘密杀害，到唐文宗李昂上台后，杀害两任皇帝的凶手仍活跃在皇帝身边。宦官王守澄等人尤其专横跋扈，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招权纳贿，肆无忌惮。
为了铲除这些为非作歹的宦官，唐文宗曾与翰林学士宋申锡秘密商量，宋申锡提出“逐个击破，渐除其逼”的策略，唐文宗觉得宋申锡“沉厚忠谨”，可以托付大事，便提升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不久，又提升宋申锡为“同平章事”，即宰相的职位。
宋申锡出任宰相后，提拔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还把与皇帝密谋诛杀宦官的事件告诉了王璠。没想到王璠不够慎重，把秘密泄露出去，被王守澄等人知道了。
王守澄、郑注等人马上想方设法陷害宋申锡，他们叫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密谋造反，企图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王守澄亲自把诬告信交给唐文宗，唐文宗不知是诈，信以为真，十分愤怒，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受牵连者近百人，后来宋申锡死于贬所。
贺若敦“刺舌出血”诫子慎言
一般人遇到对自己不公的事，往往免不了会有怨言。但在官场上，怨言说出口后，只会对自己更加不利。
南北朝时北周的军司马贺若敦，认为自己带兵打仗的能力不亚于任何人，眼看与自己同时出道的人都当上大将军了，自己仍任军司马一职，难免憋了一肚子气。在与陈朝军队交战的湘州之役中，贺若敦全军而返，他以为会受赏，但被上头责以“失地无功”，将他除名为民，忍不住对上面派来的使者口出怨言，结果惹怒了上级，“征还，逼令自杀。”
在临死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说完用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只可惜贺若弼并没有吸取父亲的教训，在灭陈的战役中，贺若弼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贺若弼与韩擒虎在隋文帝面前争功，隋文帝对两人都予以重赏。
后来，杨素、高颎等人出任宰相，贺若弼仍停留在领军大将军的职位上，他又觉得不公平，“形于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终于惹来牢狱之灾，虽然隋文帝免了他的罪，不久后又恢复了他的爵位，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任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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