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这样理解失败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更有人怀疑起美国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就在这一时刻,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人们: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相反,是它尚未经受考验。
我常常以这段话来考量中国企业界正在发生着的沉浮兴衰。在我的理解中,失败是一个过程,而非仅仅是一个结果;是一个阶段,而非全部。正在经历失败的,是一个“尚未经受考验”的、活泼成长中的中国新兴企业群体。
如果我们要判断一家企业是不是一个稳定和成熟的企业,首先要观察的是,它在过去的两三次经济危机、行业危机中的表现如何,它是怎样度过成长期中必定会遭遇到的陷阱和危机的。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家在几年乃至十几年的经营历程中一帆风顺、从来就没有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企业,那么,要么它是一个“上帝”格外呵护的异类,要么它根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泡沫。
直到目前,我所研究和涉及的这些企业绝大多数还没有完全地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失败”仅仅是对它们成长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的描述。我祝福它们能够一一地从这个失败的阴影中站起来。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的我们,则希望用我们的“解剖刀”和“显微镜”从它们各自的败局中提取宝贵的“失败基因”。从动笔之初,我们必须尽量地弄清楚危机是如何发生、如何蔓延的,受难者是怎样陷入危机的。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尽可能地避免第二次在同一个地方掉进灾难之河……
2.激情年代的终结
就在我写作的日日夜夜里,我常常会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所淹没,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谁也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正如幽灵般越飘越近:今天正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表演的一些企业家可能将不可避免地随风而逝。在过去的10年里,因为职业上的便利,我至少采访过500家以上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国企业。我还曾经或深或浅地参与到一些知名企业的新闻、行销策划中,我目睹过无数激动人心的辉煌和令人揪心的陨落。我隐隐感到,我正在告别一个激情的年代,正在告别一批曾经创造了历史而现在又行将被历史淘汰的英雄们。
他们史诗般的神话正如云烟般地在世纪末的星空下消散。在摆脱旧体制铁链束缚的改革之初,激情—一代百无禁忌的弄潮儿的激情曾经拯救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脸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发出的负面作用,令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冲动之中。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企业已经数度经历了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无数巨型企业轰然瓦解,“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
也正是在这个激情年代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与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种激情又在把中国的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使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泛滥的激情正毁坏着我们并不富足的改革积累。1997年,北京的经济学家魏杰曾经下过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非常痛苦,我估计再过10年,现在的民营企业,200个中间有一个保留下来就不简单,垮台的垮台,成长的成长”。当时,我对魏先生所持的悲观论点还有点不以为然,但现在看来,他的预言可能是对的。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及知名跨国品牌的进入,随着市场的日趋规范及竞争台阶的提高,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国企业界终于迎来了激情年代的终结,一代草创型的民营企业家也将面临被集体淘汰的命运。
3.共同的“失败基因”
导致中国许多草创型企业家被“集体淘汰”的原因有很多。通过对众多的失败案例剖析,我们发现其中最为致命的是:中国许多企业家的体内潜伏和滋生着一种共同的“失败基因”。正是这些至今不为人察觉的“失败基因”,使他们始终无法真正地超越自我。
1)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草创型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功利的、不择手段的理想主义者”的俱乐部,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蔓延着一种病态的道德观。在关注史玉柱、吴炳新、姜伟这一代悲剧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异的现象。
这些企业家中的绝大多数就他们个人品质和道德而言算得上无可挑剔,甚至律己之严达到苛刻的地步。他们的生活都十分俭朴,不讲究吃穿排场,没有一般暴发户的摆阔嘴脸,为人真诚坦率,做事认真投入。
同时,他们还是一些十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拥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对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热的民族经济的捍卫者。
可是,当我们考察其市场行为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们在营销和推广上常常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有时并不十分遵守市场游戏规则,对待竞争对手兵行诡异。而我们的公众舆论和社会集体意识又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考量标准,对那些取得辉煌市场业绩的企业家往往无意于追究其过程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企业家的功利意识。这一现象,几乎成为阻碍中国许多新生代企业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这种种的行为,最终必定会伤害到企业家自身及他们的事业。
2)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
1800年,当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杜撰出“企业家”这个名词时,他是这样下的定义: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20世纪中期,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这样简洁地描述说: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
萨伊或熊彼特都没有从道德的范畴来规范企业家的行为。甚至在工业文明的早期,连恩格斯都认为“原始积累的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腥”。如果我们用书卷气的固执来坚持对一切经济行为的道德认同,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问题在于,当经济或一个企业的发展到了一个稳态的平台期后,经济宏观环境的道德秩序的建立及企业内部道德责任的培育,便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个成熟的、健康的竞争生态圈,不是简单地在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条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追求利益,它更应该体现为法律与道义传统、社会行为规范的整体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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