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坚持认为，中华文化是优于西方文明的。二、以为中华文化没有民主、没有科学，甚至认为违反民主违反科学；有人还把它归罪到儒家，认为儒家开不出民主。这些都是很幼稚的、缺乏深入认知的一些误解。——冯沪祥

       价值中国：您一直倡导“中华文明优越论”，您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您所认为的优越性是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别吗？

       冯沪祥：这不是我们中国自夸，西方的很多大家都曾经肯定过中国文化。我举个例子，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罗素就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有三个方面优于西方。第一、中国的象形文字优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梁启超也曾说过“中国文字是唯一可以称为艺术的文字”当然，现在有一些简体字，过于简化了而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比如“爱”（愛）、“门”（門）、“厂”（廠），从简体字上已经看不出了原来造字意义。

        第二点是，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优于西方文化的宗教神学。这是罗素特别强调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到欧洲或者美国的很多大教堂去看，它外面的尖顶非常高大，直指上天，它（西方宗教神学）是很尊崇天的，可是人进去之后，就会变得很渺小，所以它是贬抑人的，这叫做“尊天卑人”。西方文化上，宗教神学是个主流。如果欧洲没有宗教神学的话，大部分的文化啊，艺术啊，都没有了。而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天人合一”，它肯定人可以跟“天”一般大。像《易经》强调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家强调的“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人也大”，佛家强调的“人人都有佛性”，你看多伟大！所以中华文化，尤其在哲学里面，就是呼吁提升人性，要能跟天一般伟大。“人心”来呼应“天心”，恢复那个跟天一样伟大的人心，这是西方文化做不到的。这是罗素从旁客观讲的。

        第三个，是从社会流动性来讲，中国是“学而优则仕”，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在中华文化里面，中华民族很多年来，因为有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讲八股啊、刻板啊，但是科举制度可以整个改变贫苦人民的命运。只要你肯上进，肯用功，再贫穷家的小孩，也可以通过国家考试，来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来改变自己的一生。但是西方不行，很长一段时间，贵族的后代就永远是贵族，奴隶的后代就永远是奴隶。尤其在罗马时期，你看奴隶多悲惨呢，在竞技场里，人跟人相互厮杀，一直到死为止，就是为了取悦那些贵族。

        所以西方文明，不要看它现在讲民主人权了，从前长期以来是有奴隶制度的。在中国，虽然也有个别的奴役，但是不像西方那么阶级深远的奴隶制度，它是认同人的价值的。然后呢，强调，只要自己努力，可以把人性提升，可以把生活改善。这个是尊重人，以人为本的。

        哲学家怀特海也讲，“越认识中华文明，就越佩服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西方的基本的哲学来源，是“惊奇”，对自然界的惊奇，对万事万物的惊奇。而中华文化是“关怀”，是人文关怀，是不一样的，“人文关怀”可以包括“惊奇”，但是“惊奇”不能包括“关怀”。所以在新的时代里，对中华文化除了本身“入乎其内”的研究，还要“出乎其外”，跟世界各个文明相互比较，我想确实有很多客观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有这个自信。

        所以孙中山讲要提高我们的民族地位，有两个方法：一个叫“能知”，一个叫“合群”。“能知”就是能够知道我们民族的一些优越的地方，客观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要能够相互团结。中国人要是能够团结起来，是了不得的事情。首先，要有民族自信心，民族荣誉感，民族大团结，才能洗刷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国耻。我想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学术上宣扬中华文化，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心意。

        价值中国：完全认同您借用罗素的观点，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体认，第三条谈到人才的社会上升通道。那您怎么看当前一些问题？现在有很多利益集团，包括权贵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轻易地占据资源和机会的核心，其他人的机会就变得很小。也可以说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中西方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西方人讲惊奇、好奇，是基于对自然的发现和改造的方式，中国更多的讲与自然和谐，包括您还谈到人文关怀。这就引申出一个所谓“科学的态度”问题。从“五四”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倡导的就是“科学”和“民主”，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缺少这些。我个人认为，科学和民主其实是一回事，后面是理性的光照和思考，理性的“一体两面”。您认为理性是中华文化当中缺失的部分，还是说中华文化基因里面本来也有？

        冯沪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严重的误解。以为中华文化没有民主没有科学，甚至认为违反民主违反科学。有的还把它归罪到儒家，认为儒家开不出民主。这些都是很幼稚的缺乏深入了解的一些误解。包括冯友兰，冯友兰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然也不能怪他，那时候他还年轻，他有篇文章，就说为什么儒家开不出民主。他的预设就是错的，他先预设儒家开不出民主，然后再分析为什么，肯定是偏颇的。


        我再举个例子，很惭愧也是位外国人，李约瑟，他花了一辈子时间，“为中国科学讨公道”。比如《易经》，为什么《易经》是六十四卦而不是六十三卦或六十五卦？这是一个很严谨的数学的道理。a+b形成六次方，就一阴一阳要形成六画卦，整个系数加起来，或然率就是64，不能够是63或者65。所以发明二进制的数学家莱布尼兹，当他透过德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看到《易经》的翻译版本时，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钦佩，他还曾想申请加入中国籍。然后李约瑟找了各式各样的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领先，只是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清朝中叶之后，腐败、各种地方特权当道，人才出不来，开始衰弱，一衰百衰。

       西方正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各种各样的科学进步。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个阶段落后，不代表我们向来落后，更不代表我们本质上落后，那是太大的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今天我们都在强调制海权，海军的重要。郑和下西洋、下南洋，每一次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浩浩荡荡几百艘大船出去，全世界第一啊，这是在六百多年前，代表我们的航海术、造船术是世界第一。一路走到非洲那里，历经各种的风浪各种惊险的海象都能够平安的回来。虽然现在我们中国的造船术、航海术，相对落后，海权方面，比英国甚至比日本，还差一段。但是难道说我们中国向来落后吗？不是的。除此之外，建筑啊、天文啊、地理啊、各种理学工学啦，等等，很多。

        所以我要强调，科学的发展，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但你说儒家一定能开出科学吗？未必。李约瑟认为，是道教的发展，从冶金术开始，歪打正着，促进中国人对自然界的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儒家也起码不反科学，我很愿意强调，儒家有很多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培根，培根说看问题要去掉四种偶像崇拜“洞穴”、“种族”、“剧场”、“市场”。那这四种思想障碍，孔子也谈到啊，不约而同的，孔子讲“子绝四：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然后讲“博学、明辨、慎思、笃行”，所以儒家本身上是基本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怎么会违反科学？而是帮助科学的一个温床。道家，尤其是后来道教的发展，促成很多科学的进步。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讲的很好，认为科学的进步，全部有赖于问题的正确提出。把问题正确提出了，它就能促成科学的进步。为什么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几千年了，都是从树上掉下来，可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他就去想为什么，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然后锲而不舍的去追究答案，就能够促成科学的进步。从这一点来看，不论儒家、道家、佛学里面，都有非常严密、精细的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乃至于问题的解决。所以要讲中华文化没有科学，那是很大的错误，要讲违反科学，那更是重大的谬误。


        民主也是。民主不是说只有一种，不是只有美式民主才算是民主。这种态度恰恰是反对民主，民主是承认多元的。如果认为任何人违背了美式民主就是不民主，恰恰说明这种心态是不民主的。民主民主，以民为主嘛，怎么样以民为主应当有很多种形式。尊重人民，民本主义，儒家老早就有了；尊重言论自由、意见自由、思想自由，孔子很早就开始了。孔子称赞子产不毁乡校，那是两千五百多年前了。所以哪个西方人敢讲中国没有民主？两千五百多年前，西方在哪里。孟子很早就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看这个观念多了不起啊。

        所以孙中山先生讲过，他说政治哲学，西方要跟中国学，我们要学的是西方近代的科学。人家的确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说我们向来就落后，全部都要西化， 这是天大的错误。我再补充一点，里根，被西方认为是美国现代一位伟大的总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家问他，你的治国哲学是什么，他在退休前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讲了，大家大吃一惊，他说是中华文化。他引用老子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就代表着尊重原味，尊重人民潜力，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就是藏富于民，藏智于民。要相信人民，不要管太多，所以无为而无不为。

        所以政府，就是基本在安全上帮你保障，其他的人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怕出乱子，自有另外一批民众帮你制衡。另外，“烹小鲜”就是火候要很注意，烹的太久了，就焦了；烹的时间不够，还是生的。就是执政者要非常的谨慎警惕。习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之前也曾引用过。

        价值中国：的确道家里面有很强的科学因素，因为它一直在讲“变”啊、“动”啊，当然这也可以回到《易经》。甚至道家都谈到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概念，就是“变动”那一部分，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另外包括李约瑟，他那本书叫《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史》。"李约瑟悖论"是指，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开出英国、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冯沪祥：我曾经邀请过他，难得的机缘。他当时到台湾东海大学来，我是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所以特别邀请他、还有他的中国助理，后来成为他的太太。从公开到私底下，我们都有很多的接触。我或许可以强调两个外面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当时也肯定他、称赞他，这么了不起的功夫，中国人没做、外国人都做出来了。可是呢，还是有两个地方有不足：

        第一个，他对《易经》完全没讲，就是他完全不懂。他为什么完全不懂的原因呢，是来自于冯友兰和胡适的两个人的误导。我就跟他讲，《易经》里面有很完整的数学系统，有很完整的环保思想，因为“息息相关”嘛，《易经》是个旁通的系统。他后来答复，在他书上也讲，因为冯友兰讲，《易经》跟儒家毫无关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误导了很多人，胡适写的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两个在其它方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误导的。 我再简单说一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很清楚的讲，“孔子晚而好易，韦编三绝”。孔子这么有智慧的，到他年纪大了，更成熟的时候，对已经发表过这么多的论述，怎么能忽略呢。第二个，他（李约瑟）完全不懂中医。本来，那是他的本行，他对生物学是很有研究的。可是他到后来讲，中医太博大精深了，他已经没时间了。这两点是我们今天的中华儿女需要补充，需要加强的。不能总靠外国人来做。

        价值中国：中国近代文化在很多问题上自信不够。我们可以相信或者认同，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哲学，甚至比西方更早更系统地来阐发一些东西。但是在西方这个制度的层面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制度的后面是文化，但两者至少是互动的。从历史看，说近一点比如宋代，一个重要的现象，宋代是少有的没有对士大夫执行死刑的朝代，最多就是流放，像苏东坡。包括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用近现代政治学来解读，其实就是“共治天下”、“共和”的概念；然而到了明清，主流的文化基本类似，但像文字狱啊等等，专制却很严重。所以请教您，因为一个好的思想（文化）未必最终就会有好的结果（制度）；而且，从最终结果方面，路径也有制度依赖吧？

        冯沪祥：这个问题也很好。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行合一”，这个本来是中华文化的特色。说了就做，不能说了不做，如果不行，只是不知。所以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很早就强调言行一致，要能“笃行”。美国也言行不一，它表面上强调民主人权，但是你看最近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这件事，台湾要向菲律宾讨公道，美国就在袒护菲律宾的。所以它实际上对外是很霸道的，只讲自己的利益，不讲民主人权。 


        从佛学来讲，星云大师强调”人间佛教“他有一句名言，“信佛不如行佛”。好多人信佛，去庙里面拜。可能在庙里面那段真的很信，一出来就忘了，说一套做一套。佛的教诲，慈悲啦、智慧啦、不要贪心啊，不要贪嗔痴啊。你即使未必去拜，好好的行佛，更是一个佛教的真谛。

         孔子也是啊，孔子强调“知行合一”。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很好，有的文化学了之后未必有好成果，这个原因是他文化只学了一半。你像日本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因为他学王阳明明哲学。所以日本的国民性，长期以来都很踏实，即知即行。很多店面都看起来干干净净，小地方很彻底。好，他做到了王阳明的一个，叫“知行合一”，可是他忘掉了王阳明的另一个“致良知”。所以根本没有良心了。现在军国主义又抬头了，完全否认当初侵略其他国家的恶行恶状，昧着良心讲话。完全忘掉了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了自己强大，却变成了霸权主义的鹰犬。 


         孙中山先生也经常感慨，日本学习了我们的文化，强大之后再来欺负我们，我们反而忘掉了（自己的文化），真是可耻可痛啊。我觉得讲国学，要主张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学理结合实际”。今天很多人讲国学，就是只钻着学理，没有结合现实的实际的问题。这也不是孔子的一个精神。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不是在固执推理。第二个要“传统结合现代”。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好多新儒家只是在名相之争，意义不大，它就完全不顾国计民生，不顾时代的问题。国学一定要发挥大用，一定要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让中华梦可以实现。

        价值中国：您刚才谈日本明治维新，”只学了一半“。很多思想最初是来自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阳明所谓的“知”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他讲的是天理、致良知的概念。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文化的社会功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可以有一些“致良知”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商人在坑蒙拐骗、大量的年轻人只知道吃喝玩乐。如果从入世的角度，或社会改良、改变的角度，您有什么建议？是应该呼吁国学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方式？

        冯沪祥：我们现在讲文化，文化兴邦，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要先有一个基本的理清。通常现在共同能接受的是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物质”的层次，衣食住行；第二个是“制度跟器用”方面，就是中国的制度、技术产品、工艺品等。第三个是“思想精神”方面，包括哲学、宗教、信仰这方面。这样就分得比较清楚了。罗素在1923年访问中国之后，回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之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他前面的扉页，引用了老子的三句话，来规劝西方的领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干预中国的事务。哪三句话呢，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是你帮助他，但是不要宰制它；你建设它，但是不要控制它。

        孙中山先生称赞，只有像罗素这种大哲学家，才看的出来中华文化智慧的深刻。很多西方观光客来台湾或者大陆，觉得有些地方贫穷落后啊，有些人民素质不够。那这不能归罪于中华传统文化，这只能说现代的问题，两岸都一样，老百姓的表现，可能不像从前的“礼仪之邦”，没有从前的文化素养。但是你不能说中华没有文化，那个是一些肤浅的观光客，才会有这些论断。当然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就是我们要自己加强我们的文化教养，我们的素养。所以我们讲国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推动国学，治理国家，我们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就是复兴中华民族。
【企业培训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