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盛宣怀堪称晚清中国商界不可动摇的男一号。作为两栖角色，他在政商跨界发展中游刃有余。

盛宣怀涉足公益，最早是以赈灾的姿态展现出来的。其最为出彩的公益行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之时，其代表新兴的政治力量，在清廷废除科举之前，就北在天津，南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后来是上海交大前身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在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同时，盛宣怀还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人。

叶澄衷“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概念与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不谋而合。民间商人与具有官方色彩的商人，在推动办理新学上，有着跨越身份的共识，而红十字会的创办，又显示着盛宣怀在举办慈善道路上，去叶澄衷的超越。

晚清民国的商人公益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

在宁波，我没有太费周折就找到复原百年历史的叶氏义庄。在常州，甚至在我就站在它的对面，也没有第一时间留意到盛宣怀故居的存在。

叶澄衷的买办身份多少会妨碍带有一定有色眼镜的人们对其的评价，但从宁波叶氏义庄出来的侨居海外的商界大佬们，延传了注重慈善的传统，也成就了叶澄衷的眼光和伟大。包玉刚捐资成立宁波大学，至今仍是宁波当地的最高学府，包玉刚一生对内地的捐款高达数亿元。邵逸夫更是把慈善事业做到了极致，仅在内地就捐建了5000处左右的校舍。

盛宣怀故居远比我想象的苍凉，它静静地躺在老城区一条整洁的主干道旁，在不远处不算太高的楼房掩映下，它黯然失色于一隅。当我蓦然间发现它可能就在路对面时，我怔了一下：没有大门，甚至不是一进独立的院落。当我走近，看到墙上写着“盛宣怀故居”的字样，我既释然，又多少有些失落。

第一次到达常州，安顿下来不到十分钟，我就下楼赶往盛宣怀故居。我先后拦截了三辆出租，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盛宣怀故居在哪里，更谈不上知道盛宣怀是何等人物。其中一人还用手呼电台询问其车友，但对方也并不知晓。

我一直耿耿于怀于这种郁闷。一个此等人物，才百余年竟被淹没到此等地步，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历史总是有颜色的，盛宣怀故居承载着岁月的冷暖。

如果盛宣怀在地下有所感知，他会不会介意身后他的故居所遭遇的一切？我无从知晓答案，但我又如此迫切地这样扪心自问。他在世时，早已体味了人世得势、失势两重天的波澜，对于身后这点事，他能迈过去吗？

显然，盛宣怀是有局限的，他通过私下腾挪，近水楼台地成为晚清三大洋务企业的大股东，这种输送成为权贵主义在晚清经济领域的绝唱。

每次运动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当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清政府军权从满人手中滑向顺势而起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手中时，由他们推动、主导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一个新的利益群体。也不过半个世纪的光景，这种诉求就横空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与原来权势形成对抗的权贵主义阶层，一个以自己政治诉求为掩护，在经济领域不遗余力往自己腰包里塞银子、官商勾结的阶层。

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变革，但也同时凝固成为一个新的既得利益群体，从而撕裂了本可以着眼于未来而推动更多共识达成的努力，进而耗尽了晚清最后的精、气、神。从这个角度来说，盛宣怀是有其要被鞭挞的一面的。 
    当时做公益的官商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先从商，尔后依附于官，迅速发家，并通过捐助等方式，获得与正式官员相应级别的官衔。一种是亦官亦商者，这种人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都最具争议。这种商人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充分利用了体制内的身份和近水楼台所能把控的资源，做了一些游离于透明与含糊之间的实事。一种是由官而商者，换句话说，由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

盛宣怀做公益就属于第二种官商，其举办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以洋务企业每年捐助的银两为经费。

商人基于对自我的保护，期望在政治领域谋取一定的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官商之间的界限模糊时，也是口碑可能异变之时。常州人乃至历史，可以打心底里不认同盛宣怀在国家倚其为权臣之际化公为私的本事，却不可不知在常州曾经成长出来这么一位人物。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他们不是遗老遗少，其中所沉淀的遗憾，也是我们的国度面向未来的鲜活的历史片段。

我想，盛宣怀是深知这种局限存在的，所以他晚年在公益上的诸多举动，或许来自于对这种局限通透而清晰的理解。

朱葆三与荣德生

与盛宣怀一样，朱葆三晚年也是一位孤独主义者。历史不会轻易改写朱在五四运动中作为商界领袖的表现，但他试图用不遗余力的公益行为，一种低调而近乎偏执的诚挚，来中和与平衡其有失民意的行为。

朱葆三是买办出身的近代金融家、实业家。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总商会正式鲜明地宣布反对罢市，让宁波商人朱葆三名声不保，他也因此被指责为“奸人逆贼”而下课。买办角色和其在此间的态度，将其定格为中国商业史上一位具有幽暗感的角色。

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创富史上，难抹朱葆三一笔。他投资了不下5家银行和3家保险公司，此外参与投资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汉口与广州自来水厂，以及上海绢丝厂、长兴煤矿公司、宁波和丰纱厂等15家企业。

下课后，朱葆三再也没有介入政治，也绝少在商界露面，而是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中国红十字会、广义善堂、仁济善堂、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等25个慈善公益组织。在当世，这是少有人知晓的。与其他商人侧重举办教育不同，朱葆三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从更长远的时空来观察朱葆三，这是一抹亮色。

叶澄衷的做法，在民国后成为中国商人的榜样。1905年科举制度在张之洞和袁世凯建议下取消后，教育的空白点出来了。之后无论是状元实业家张謇，还是无锡的荣德生，都循着这条路子走了下来。

南通张謇在举办实业不到三年时间，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学校”。年仅26岁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这里任教半年。1905年，张謇创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大学的前身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也相继诞生。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

用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其起始之早、功能之全、理念之新、实践意义之强，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但张謇超越自身资本实力举办教育的做法，并不值得称道。

在中国商人史上，张謇和荣德生不仅在商业造诣上达到了一定水准，甚至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对社会责任担当和社会改造方面所发挥的垂范作用。

如果说常州、南通有一天将分别因盛宣怀和张謇而扬名的话，那么无锡将因着一个商人群体的存在及历史遗迹的保护而声名远播。

荣德生及其他商人乃至职业经理人旧宅的保护，在无锡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盛宣怀故居在常州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国内很多城市都在以人文断代的方式跨越式发展时，无锡则以传承有脉的个性而令人另眼相看。

在锡商中，领头羊当仁不让当数荣家。用毛泽东的话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留存下来的故居中，最成规模的当数荣氏家族的旧居，这些旧居集中在荣巷，不仅包括荣德生兄弟俩的故居、荣德生旧宅，还包括族人荣瑞馨、荣和甫、荣月泉等诸多荣家的故居。

荣氏家族在中国商业史上所达到的高度，让无锡的这种传承找到了一个着力点。尽管在锡商中，较之荣家发达早者大有人在，但荣家的璀璨遮掩了其他锡商的光芒。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民国时期的杰出代表，荣家是中国商界在实业、商业智慧、慈善方面并举的集大成者。

历史传承，更多是人文的传承，而不仅仅是财富的显摆。财富身后带不走，精神却可以永远流传。尽管盛宣怀在晚清的官商高度无人能企及，但对于当代商人来说，还是有必要从盛宣怀身上吸取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只顾及财富的创造、转移，而对财富创造、转移的正当性及名声掉以轻心。南通张謇和无锡荣家，是中国商人在这方面的楷模。

与常州盛宣怀相比，无锡荣家从商更为纯粹，没有与官府藕断丝连的纠葛。荣家创办的第一家实业茂新面粉厂，是一家与家乡士绅合股的公司。在事关公司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甚至对簿公堂，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让荣家与绅商资本、传统势力从此决裂，荣家与政治的距离及分寸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愈发炉火纯青。荣德生在政治和经营领域的谨慎，让荣家得以避过一次次危机而走得更为长远。

荣家对教育的捐助乐此不疲，无锡市内的很多学校都是由像荣家这样的锡商捐资建成，譬如1903年周舜卿开办廷弼商业学堂，这是当时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侯鸿鉴在1905年创办的竞志女学、杨寿楣1916年创办的杨氏小学、高阳1920年创办的私立无锡中学、匡仲谋1927年创办的匡村中学、沈瑞洲1936年创始的锡南中学等。此外，华鸿模1905年创办果育学堂，祝大椿创办大椿小学，周舜卿创办廷弼中学，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无锡一地，商人办学蔚然成风。抗战前各类学校为454所，学龄前儿童入学率领先于国内各县，办学盛况令人瞩目。

荣德生1919年创办公益工商学校，这里不仅成为荣氏培育员工的摇篮，也对外招生，譬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导弹先驱钱伟长曾是该校学生。首任校长是清末第一批留洋学生、水利专家胡雨人。 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惠山创办“大公图书馆”，购入各类图书9万余册。他自持馆务，聘请晚清学者严筱兰编著馆藏目录。收藏各类图书20余万卷，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门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先生评价说，“我国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

1947年10月，荣德生捐资成立的私立江南大学在无锡荣巷开学典礼。尽管如今已经进入211工程的江南大学的主体非彼江南大学，但延续了当年荣德生起的这一校名。

走在江南大学校内，荣德生父亲荣熙泰弥留之际的叮嘱开始变得鲜活而有张力：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对于荣德生的办学动机，一方面是传统商业伦理的延续，一方面对荣德生触动比较大的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良好的教育政策举足轻重，学校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在荣德生撰写的《略述办学之经过》一文中有所表述。

荣氏兄弟以无锡为起点，生意辐射上海、武汉、青岛、郑州等地，在面粉和纱厂两个行当精耕细作，都做成了全国第一。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的光景中，他们都保持着这种地位，这几乎是中国商界的一个传奇。

尽管有此傲人的成就，但荣德生却乐于农事，不喜欢招摇于外。他自号“乐农居士”，自建“乐农别墅”，自纪《乐农氏纪事》。在乐农别墅里，墙上挂着放大了的荣德生分别与冯玉祥及李宗仁的合影。

乐农别墅位于1912年荣德生与兄长建造的梅园内，1948年春暖花开的日子，钱穆应邀到江南大学任教时，就住在这个别墅的二层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就会从城里女婿的宅子里出来，在这里住上一天再回去。

一次，钱穆在闲聊时问荣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德生说：“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

乐农别墅里有荣德生接待客人的“诵豳堂”，语出《诗经·豳风》。门口有一副对联“使有粟帛盈天下，常与湖山作主人”，那是对他事业及湖山情趣的记述。厅内柱上写着他的座右铭：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乐农别墅旁是香海轩，1986年为荣德生而立的铜像就安放到在这个轩房前。如今这里已经如荣德生所愿捐给了政府，对外门票是60元，但当时对大众是免费的。

无锡商界对公园的捐赠是群体性行为，他们曾于1905年集体捐资建成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城市公园：公花园。而在无锡，像这样对市民免费的公园，比比皆是。譬如，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后，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存的，还有商人陈仲言建的陈家花园和郑明山建的郑园。

荣德生生前喜欢梅花，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生低首拜梅花”，而要建这片横跨横山、浒山、东山的梅园，他的初衷也很简单，“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

这里康有为来过，郁达夫也来过。前者在这里留下了墨宝“香海”两字。后者在《感伤的行旅》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

百余年后，当我在无锡见到当地老百姓在荣德生的铜像前打牌、舞蹈、滚胡拉圈时，那种油然而生的时光穿梭感，让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相机记录了这每天都在发生的一幕。

梅园里绿树成荫，种满了桧松、桃树、杜鹃等或名贵或寻常、知名不知名的花草树木，尤其在荣德生铜像周围，香气四溢，沁人心脾，暗合建于1914年的主体建筑“香海轩”的命名。

香远，也是荣德生一生实业与慈善并举的写照。他活在清风、明月与梅花的芬芳之间，这种无言的气质，与荣巷荣毅仁纪念馆前的“荣氏古里”牌坊上的题字如出一辙：潜德、尚仁、致和、人远。

梅园距离荣巷不足出租车起步价的车程，梅园内还有荣家捐资而建的开原寺。所有这一切为荣家所蓄积的厚德感，如一缕柔顺的阳光，润物无声地晒落在无锡人的心坎上。

一篇文章如此评价张謇之于南通：如果说城市也有血脉的话，那南通的血管深处，永远活着一个张謇。荣德生之于无锡，何尝不是如此？

无锡所以被冠以那个时代的区域自治的典范，与荣德生“与众人同游”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南通张謇与无锡荣氏兄弟，是那个时代商人在这一领域的双子星座。连梁启超也常将无锡与南通并论。他们不仅是被载入历史的人物，更可贵的是，纵令时光荏苒，他们的所作所为，直到目前仍是这座城市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京杭古运河从无锡贯穿而过，其全长1794 公里，流过无锡市区长14.96 公里。一座座跨越运河及支流的桥梁的建设，延伸着无锡的城市构架。让我惊诧的是，由荣家赞助修筑的无锡市内及常州、武进等地的桥梁多达100座。这些桥梁是1929年荣德生与无锡工商界人士成立的百桥公司结下的硕果。如果说无锡的基本城市骨架主要由荣家牵头搭建而来，似乎也并不过分。

“天地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自省的格言，也是这位不平凡老人波澜起伏的一生最平凡的注解。

想必在这一点上，荣德生与张謇的想法是一致的。在当下的中国，谁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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